代经济是“年轻人+互联网+都市化”三重合力的产物，是某种反主流消费状态的呈现。随着闲鱼同城业务的崛起，它在代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的一句话是，他为世界精神服务殚精竭虑。

商业其实就是种为世界精神服务殚精竭虑的活动。这种活动中充满了荒诞和反讽。人们可能没有想到，懒惰这个昔日的“七宗罪”之一，居然成了当今生活常态。

工业时代经济模式尚有明确逻辑可循，它书写了效率、拼搏、向上等容易理解的元素。然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则是展现了一出人性复杂的反转戏。

很多时候，你完全不知道人的内心如何流变，在这种流变中又做出了何种选择。总而言之，复杂商业体现了人心的多变。

“代经济”恰恰是这样一种极其展现人性的新经济形态。所谓的“代经济”，有丰富多样的层次。它根源于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得益于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契合了人们的精神需求。

它是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反主流文化在服务零售领域突进的结果。

它服从于正常的市场需求，但也在不断跨越边界，需要被平台制服。

一、“代经济”三层次

任何一种经济形态的存在，都不是由任何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产物。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只要它能够促进生产力的高效发展，满足人们的基本诉求，它便会存在。

“代经济”其实就是这种产物。“代经济”往往有三个层次。

一是真实需求

代经济的本质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是社会分工细化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学的视角去看，社会分工的价值就在于，让擅长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使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你去看今年清明节前夕因疫情影响闲鱼上出现的代祭扫服务，其实就是这种真实需求。它的价值在于减少跨城流动，这样的“代经济”形态其实是可以鼓励其存在。它可以极大程度解决跨地域流动的问题，让服务和需求得到高效匹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闲鱼同城业务的崛起就符合了这个方向。比如随着流动性增加，许多常常出差的年轻人就有宠物“代喂养”需求。

二是懒人经济

懒人经济在这里是个中性词。懒人经济促进了整个社会从劳动到财富的有效交换。某种程度上，也是专业分工的延伸。比如，各类即时物流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大量基础建设后，城市消化富余劳动力的有效手段。

尤其是在本地生活之中，即时物流服务的高度发展发达让人们在“好逸恶劳”、“贪嗔痴颠”劣根性的战斗中便节节败退。

以饿了么外卖、达达跑腿为代表的本地服务，它们让生活变得更高效，满足了人们的惰性，也同样也解决了人们的日常基本需求。

换个角度看，从分享闲置物品到分享闲置服务，闲置经济概念正在扩大。从闲鱼上看，代跑腿、代拍等业务都在出现，代经济的边界正在拓宽。

三是无聊消费

比如游戏代练、代喝奶茶，这种消费心理来源于好奇、消遣等因素。尤其是在今天，“无聊经济”帮助消费者打发无聊时间，消费者乐得其成。在这种经济中，传播导向和受众导向成为了核心。

最典型的案例是闲鱼上出现的代唱歌、代练、代吃、代喝奶茶等业务。它的核心在于“猎奇”，往往是越奇葩越好，服务发布者总是提出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这种消费方式与其说是消费“代理”，不如说是在消费一种“体验”。

二、反主流消费模式

某种意义上说，“代经济”诞生于都市跃进的速度中，它正在呈现出某种反主流的消费状态。这是“年轻人+互联网+都市化”三重合力的产物。

人类学家项飙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附近的消失”。用项飙的话来说：

所谓“附近”，其实指的是以个人为圆心的周围实在的生活范围。好比过去住在一个社区，你自然会知道隔几个街道会有一个果蔬市场，转几个巷子会藏着哪个好吃的苍蝇馆子，大爷大妈们晚上会在哪儿跳广场舞。

在这种“附近”之中，人们往往有着相对较为亲密的人际关系。而在“万物皆可代”的时代，“附近”容易消失。

• 人们高度依赖支付、外卖等互联网产品，只需要在家中点点手机即可获得所有商品。消费者逐渐从线下消失，聚集到了线上。
• 都市飞速扩张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时间被极度压缩了。人们对时间即为吝惜，宁可麻烦一个陌生人，也不会愿意让朋友来出力。

然而，“附近”消失之后，用项飙的话来说：

人们对周边世界是没有沉浸进去、形成一个叙述的愿望或能力。就整个社会发展趋势而言，是有一种“消灭附近”的整体趋势。

“附近的消失”导致都市中的个体愈加原子化。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解体或缺失，最终人们的心灵处于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的状态。

这也是后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西方社会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启了后现代社会。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人们成为了流水线上的原子，失去了更为亲密的日常生活。当然与此同时，也总会开启一系列脑洞极大的消费模式。

当时，美国50年代战后婴儿潮中诞生的娇生惯养一代逐渐成为了消费主力军，他们对父辈所珍视的一切产生了怀疑。他们虽然享受到了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却选择反抗父辈、教会、国家权威，开始摸索新的价值观。

反主流文化和反主流消费也因此诞生。

反主流文化有很多方面，包括自由大学、自由诊所、“食物共济”、地下出版物、“部族”家庭。

反主流消费则是展现出了极其张扬的个性。以服装业为例，当时的年轻人习惯于用一种颓废的穿着风格表现内心的放荡不羁，喇叭形的牛仔裤，低腰裙和T恤都是嬉皮士的日常装扮。

在国内，其实也呈现出了这种现象。在闲鱼上同样呈现出了大量反主流消费模式。在国内，主流大众消费平台是天猫、京东，这类平台往往会提供工业化、标准化的消费品，以此满足大众用户的需求。然而，在闲鱼上的消费往往是非标的、小众的。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五块钱一分钟的陪聊服务、长得像AirPods的浴霸，乃至前文中所提到的游戏代练、代喝奶茶等一系列你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消费需求。

三、寻找代经济的边界

可以说，在青年反主流文化的推动下，正式的需求和非正式的需求犬牙交错，闲鱼上日益发达的“代经济”正在呈现出某种混沌的活力。用户需求的张力是明显的，但商业模式的边界却往往因为新潮而显得模糊。

“代经济”这个框架必然不可能无限延展。

真实需求下的“代经济”是核心主体，懒人经济下的“代经济”是必要发展，无聊消费则是“代经济”的有益补充。如果一味让无聊消费不断扩张，它造成的问题必然是模糊真实需求与无聊消费之间的边界，还会引起争议并导致管理混乱。

当然也不用为此太担忧。

如果说，天猫、京东为代表的巨型商业平台展现了正规化、工业化的产品体系。它们适应了当下的常规需求。

那么闲鱼则是更多呈现了社会自主性，它具备强烈的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代经济”在闲鱼上的混沌、蓬勃、灰度，其实恰恰是这种年轻人自主性的展现。

然而，这也恰恰是闲鱼真正的活力所在。

用项飙在《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中的话来说：

正规化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意味着重新界定哪些是应该扶植的，哪些是要淘汰的，哪些事情是要为另外一些事情服务的。这样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或者制度——是当管治的主要手段。

如果要寻找模式的边界，闲鱼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它在天猫、京东之外，是一个相对无边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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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宇，微信公众号：深几度，微信号：852405518。独立撰稿人，关心数字时代人的生存状况，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专栏作家。关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以及数码家电的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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