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导语：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在中国已经发展了许多个年头。毫无疑问，新媒体其自身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强烈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从信息高速公路、第四媒体，到网络媒体等概念的变迁，构建起了新媒体的历史语境与观念进化的逻辑线索。

摘要

“新媒体”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伞形概念。

在过去的25年间，它被用于概括互联网进入中国至今层出不穷的衍生技术和应用，其涵义是流动的，每个世代的人都对何为“新”，甚至何为“媒体”有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的多样性折射在语言表达中，即催生了“新媒体”语域中的诸多子概念，包括信息高速公路、第四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移动互联网、智慧媒体、未来媒体等。

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子概念总在与技术发展的现实左右互搏、共同演进。通过还原每个概念背后的历史语境，社会、技术和观念的进化逻辑线索清晰可见，这个过程能够启发对人的境况的新思考和对未来技术发展的新认识。

关键词：新媒体；互联网；媒介技术；网络

2019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25周年。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当代社会主要的传播路径和方式。

“新媒体”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伞形概念，在过去的25年间，它被用于概括层出不穷的传播技术和应用，尤其被用来强调互联网开启的颠覆“旧媒体”的范式革命。

在信息通讯领域，当代中国人亲历过不止一次的范式转移，而第一个真正“翻页”的时间节点毫无疑问会落在1994年——这一年中国正式全面接入互联网，宣告了大众传播时代的落幕。

但互联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西方产物，无论将其历史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的发明（60余年），还是上溯到埃达·拜伦的计算机理念（150余年），所有的思想积累、软硬件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都与中国没有任何关联。

所以1994年的中国几乎是迎面撞上了一个陌生的、全新的事物，全体国人共同进入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并将亲眼目睹它翻天覆地地改变自己的生活。

改变普通人对“新媒体”的认知，一般围绕着本体（工具应用）、使用（行为）、引发的现象和相应的管理规范展开，而认知的来源则是人们对技术设施、内容、产品（包括应用和服务）的具体感知或者抽象的想象——但复杂的认知过程，包括对新事物的调适、接纳或拒绝，不会被记录下来，只会浓缩为一个阶段性的称呼。

于是从“信息高速公路”、“第四媒体”开始，“新媒体”在中国的25年发展中衍生出一系列子概念。通过简要还原它们的语境，本文意在呈现中国人对信息技术认知演进的整个过程，以揭示技术和观念的变迁。

一、“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认知的入口

中国刚接入互联网时，“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正火遍全球：1993年美国确立相关计划，成立了以副总统戈尔为首的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预计投入4000-5000亿美元，在20年内建成信息高速公路。随后日、英、法、加、韩、新加坡等国家纷纷订立类似的发展计划。

所谓“信息高速公路”是指以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为基础，以光导纤维为骨干的高速通道和以电缆、无线传输系统等中低速通道组成的数字化双向大容量信息网络。[1]而对于刚刚进场的中国而言，这个隐喻般的称呼是关于互联网的第一个符号。

1995年中关村南大街上竖起了一块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一千五百米。”被认为是中国人互联网意识启蒙的第一个象征，而树立这个广告牌的网络代理商“瀛海威”公司的名称即从“Information Highway”音译而来。

“信息高速公路”是一个基于基础设施的称谓，它更容易将人们引向物理形态的想象：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网”主要是通信意义上的，仅仅是将终端连接起来的光纤介质而已。新技术革命无非是让线路的传播速度更快、连接范围更广、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更强，是一场生产力的革命[2]，而引起社会生活变革的，是信息时代技术升级导致的传播提速和内容爆炸，而非网络本身的传播特性。

上述观点事后观之显然失之简单，但新媒介技术的来临的确需要依托基础设施。彼时已经落后半拍的中国加快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1995年1月，邮电部电信总局开始在北京、上海向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1995年5月，中国电信开始筹建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全国骨干网。1996年1月，该网建成并正式开通，全国范围的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提供服务，此时互联网才算是全面进入中国。

接下来，不同的行动主体开始进入这个崭新的世界进行尝试和探索，人们的注意力很快从日常生活中难以切身感受到的物理设施转向了丰富多彩的网络内容，对于互联网也逐渐生发了新的理解。

二、从“第四媒体”到“网络媒体”

中国接入互联网后，一场全方位的启蒙开始了。除了政策、文化[③]等方面的影响， 瀛海威这样的早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也开始积极宣传，并在服务和价格方面展开竞争，刺激了互联网的应用。到1996年，全国的网络用户已达10万之多。

1996年11月15日，实华开公司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旁边开设了实华开网络咖啡屋，这是中国第一家网络咖啡屋

信息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早期用户上网除了收发邮件之外并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但这种“无聊”并没有持续很久。

很快，第一批内容生产者就入场了，其中新闻媒体和商业网站是两股主要力量：从1996至1998年，包括人民日报、央视在内的媒体机构大面积“触网”。1998年，全国已有1/7的报纸办起了自己的网络版。[3]而商业网站一边，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四大门户”很快统一天下，它们与媒体网站既竞争也合作——门户网站虽然模仿美国的商业模式，依靠全球金融资本来扩大业务，但主要产品仍然是资讯、观点。

这一点跟大众媒体时代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上网看新闻、看评论仍是普通网民的主要活动。因此，为了获得竞争优势，门户网站每天都需要实时更新大量内容——与具有天然的内容生产优势的媒体及媒体人合作，甚至“挖角”，都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这样的发展态势，使人们顺利成章地将对互联网的理解与既往经验接合起来——此时网络被称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种大众传播媒体，简称“第四媒体”，人们开始目睹“第四媒体”和前三者融合、合作或竞争——这一切都不像“信息高速公路”那样抽象，而是切实发生在眼前、在身边。

然而这一阶段的发展并非“媒体内容上网”那么简单——第四媒体与前三者并不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即便主要提供的仍是资讯和观点，它也有着自己的生产逻辑。仍将媒体网站理解为“电子报”的人很快发现，把报刊内容原样搬到网上意义十分有限，大众媒体从经营模式、财力和效率上都无法和门户网站竞争，“第四媒体“带来的威胁其实远大于希望。

早已有人看到了深植的矛盾。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于1990年代末出版了《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他指出，网络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造成了权力关系的剧烈重组，原有的社会控制与政治再现都因此而改变——将被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大众媒体机构。

《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

但中国此时正身处一场信息技术产业的“大跃进”而无暇他顾——即便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全球信息通讯领域渐入寒冬，中国网络产业也没有停下高歌猛进的步伐。

除了越来越多的媒体“上网”外，新浪、搜孤、网易在同一年先后在纳斯达克上市，两年后又先后宣布赢利或停止亏损，使人们看到网络经济的曙光。2003年这三大门户的股价涨幅都在几十倍以上，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互联网或许并不能简单地列在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第四媒体”的称呼逐渐消失，“网络媒体”取而代之。

此时大量学术著作问世，开始集中探讨互联网对大众媒体的冲击，后者究竟该如何“转型”，以及“网络媒体”的概念边界该如何确定。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仅从狭义的“媒体”概念出发无法把握互联网的本质。一些看法不惜矫枉过正：互联网是一种“反媒体”，如陈刚指出，“新媒体不是媒体”、“互联网本质上超越了媒体”、“网络是媒介发展的更高阶段，在这个阶段，网络作为媒介（在这里陈刚将媒介和媒体等同）的根本特性是反媒介，即媒介自身的淡化”；[4]而一种看法认为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如喻国明指出，互联网比传统媒体多出一个维度，由此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价值空间。[5]但不管如何理解，这样的反思都预示了未来互联网与大众媒体的脱钩。

三、Web 2.0：与“媒体”脱钩

有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内容市场，2003至2005年，变革的迹象在应用服务领域出现了：论坛、博客、RSS等应用普及，手机终端也开始出现变革，诸如短信、手机报等新媒介形式带来新的想象，它们的影响力在一次次诸如孙志刚案、SARS大型社会突发事件中得以发挥，执行了大众传播时代前所未有的舆论功能，也启发了更多中国网民使用互联网的意识。

在网络舆论的影响下，1982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孙志刚案”因此成为“网络舆论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2005年，诞生于数年前的博客，终于迎来了大面积普及，“博客中国”获得千万美元风险投资改版为博客网，新浪、腾讯、搜狐等门户网站也纷纷全力打造博客业务。博客成为继门户网站、BBS 之后的第三大网络媒体形态。一部分非常活跃的互联网使用者从BBS 扩散到博客（以新浪博客为主），成为第一批网络意见领袖（俗称“大V”）；大量网络事件开始引发关注，网络动员层出不穷，预示着中国互联网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2008年，中国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

[6]与此同时，终端技术也在飞速跃进，“手机媒体”——短信、彩信、手机电视、WAP门户等风靡全国，一度被称为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外的“第五媒体”。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生命力长久的概念，但这个称谓保留了身处变革潮流之中的人们目击新技术一项项涌现时的目眩与激动。

2008年，这些新的信息通讯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应用：在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网络被广泛运用于信息传递和社会动员，随后和手机媒体都被纳入奥运转播体系。网络新闻在网络应用中跃居第二位，网络视频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中影响巨大的、最具发展潜力的主流媒体”。[7]2008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视察人民网，在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尽管此时的人们仍在努力将新事物嫁接于过往经验以便于理解，但事实上互联网已经开始与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脱钩”——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媒体”，而是一系列技术与实践的组合；它所具有的重构秩序的力量，消解了精英的权威和集中控制的结构，让草根也成为对话者与内容创造者——“Web 2.0”的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内容方面，研究者认为Web 2.0用户所生产的任何数据都可以被称作“微内容”[8]，它日益呈现出其作为互联网核心竞争力的价值潜力[9]。

一种更深刻的理解认为，Web 2.0所强调的其实不是人与内容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界面、社会纽带。它是个体吸纳与整合社会能量的接收器，同时也是个体能量放大为社会能量的转换器。

另一方面，Web 2.0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网络结构的分权，但它并不会带来权力的完全平等。从整体看，Web 2.0指向一个既继承了传统社会生态又具有自己特质的社会生态系统——它是建立在内容之上的社会网络以及文化网络[10]。

在系统特性上，互联网的自组织能力已经得到若干研究的证实，而Web 2.0模式具有更明显的自组织特征。研究者指出，Web 2.0是一个开放的复杂适应系统，在简单的规则约束下，用户广泛参与，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在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去中心化模式下实现了自组织和有序化；从博客知识交流社区的形成，到维基百科的协同组织编辑以及社会化书签产生的分众分类等，无不体现了Web 2.0的信息自组织功能和序化机制[11]。

为什么Web 2.0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变革作用？关键在于此时出现了一个极为庞大、技巧娴熟的网络用户群体，愿意和能够贡献并消化读写网的内容。

总体而言，Web 2.0是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体系的升级换代，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能和资源主导的体系[12]。

参考文献

[1]李斯颐. 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技术与大众传播[J]. 国际新闻界, 1995(1).

[2]居延安. 谈谈信息革命[J]. 新闻大学, 1984(2).

[3]彭兰. 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64.

[4]陈刚. 新媒体时代营销传播的有关问题探析[J]. 国际新闻界, 2007(9).

[5]喻国明. 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J]. 南方电视学刊, 2015(1).

[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080719[20191221].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0906/P020120709345337342613.doc.

[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080719[20191221].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0906/P020120709345337342613.doc.

[8]喻国明. 微内容的聚合与开发：网络媒体内容生产的技术关键[J]. 网络传播, 2006(10).

[9]汤雪梅. 微内容对互联网的价值重构[J]. 国际新闻界, 2006(10).

[10]彭兰. Web 2.0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社会意义[J], 国际新闻界, 2007(10).

[11]李鹏. Web 2.0环境中用户生成内容的自组织[J]. 图书情报工作, 2012 (16).

[12]胡泳. 共有媒体初探[J]. 现代传播, 2007(5).

原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2期（2019年）。未完待续。

作者：胡泳等；公众号：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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