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导读：最近，共同富裕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众多声音中，也有人担心，「共同富裕」的图纸，很容易被部分人用反资本情绪、反市场逻辑的「笔」涂抹。本文作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起来看一下。

「共同富裕」会不会成为某些人逼捐的通行证？

近段时间，「促进共同富裕」的话题引发热议。「共富」万般好，但坊间的有些声音总会催生现实顾虑：

• 这会不会被歪解成「把猪养肥了就杀」的「杀富济贫」？
• 这会不会成为很多人启动「逼捐」模式的新触发键？
• 这会不会陷入「索维尔陷阱」？

不是担心上面，而是担心下面。

毕竟，在舆论场中，「共同富裕」的图纸，很容易被部分人用反资本情绪、反市场逻辑的「笔」涂抹。

他们勾绘的施工图第一步就是：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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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完全是杞人之忧。

就在前些天，「共同富裕」的话音从高层会议刚落，这样一篇文章就热传——《817会议，把最高层未来10年要做的、想要的，一次性说完了！》。

文章如是解读「三次分配」：

「这次会议，重点提醒的是第三次分配，因为，前两个分配，已经很成熟了。再次强调：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富人税，一定会来，一个都不会少。」

还有文章说得更直接：

「用大白话讲，就是去掉一个上面的最高分，加到下面的最低分，齐活，求平均数。」

这两天，某学者近来的一则建议也引发不少争议——开征个人货币财产调节税，对超过100万元的个人货币财产部分，按照10%-30% 的浮动阈值征税。

嗯，有内味了。

有企业豪掷千金后，网上也是各种点名追问：跟不跟？

还以为是炸金花。

虽然还没到「逼」的地步，但考虑到郑州暴雨后不少企业、明星被「揪斗」的场景，许多人难免担心「下一步」。

因为总有些人习惯把励善变成「收舆论保护费」式逼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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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吃大户」思维去解读「促进共同富裕」，无疑是歪解。

这次中央层面说得很明确：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言下之意：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而是普遍富裕+差异富裕；不是在先富后富之间强行拉平，而是先富带动后富。

共同富裕是发展基础上的共富。「富裕」是第一位的要求，「共富」是进一步的追求。

道理也很简单：先得做大蛋糕，然后才能分好蛋糕。

将「发展池子」里水位积蓄得足够高，将财富总量积累得足够多，方能更好地实现高水平的再分配。

也就是说，先有「富裕」，再有「共同」。

共同富裕要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是说只要效率不顾公平，也不是说只要公平不要效率，前者通往的是高基尼系数与结构性失衡，后者导向的是社会无活力也无公平。

就此而言，「先富不管后富」不合理，「打倒先富搞分家产式共富」也不妥；「为富不仁」不可以，对先富者反向扒皮、拿走分掉也不行。

渲染要「均贫富」，借机挑动「群众斗群众」，更是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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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共同富裕是要将蛋糕先做大再分好，是先做加法再做运算而非光做减法，那或许也该厘清部分常识：

企业或个体助力共同富裕，绝不只有「把××上交给国家或人民」一种方式。

对企业而言，助力共同富裕的最基本方式就是：积极创新，创造财富，依法纳税，增加就业。

就像我们每个人为国家做贡献的基础性路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做个合格的纳税人。

说到底，税收是再分配的基础，就业是民生之本。没有足够大的税源池子和就业容纳器，「共同富裕」难有依托。

尤其是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锚定了发展路径的背景下。

企业用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整体性高质量发展做加法，就是为共同富裕添砖加瓦。

所以秦朔老师说：做一家对利益相关者负责、可持续发展的好企业，这本身就是对共同富裕的最大贡献。

比起一家有钱就捐赠的企业，一家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尤其是帮助更多低收入者的企业，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会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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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企业不需要回馈社会。很多企业本就受益于改革开放大潮，是发展红利的获得者，「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本在情理之中。

这些年来，做「社会企业」业已成为很多企业的共识。

可以看到，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很多企业就积极解锁践行社会责任的「正确打开方式」。

据全国工商联数据，截至2020年6月底，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中国民营企业有10.95万家，通过产业、就业等多种形式对贫困户进行帮扶，共带动和惠及1564.5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郑州暴雨后，阿里和蚂蚁紧急捐款2.5亿，腾讯、字节跳动等也驰援1个亿，就阐释了「大要有大的样子」。

这些也跟「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地回报社会」吻合。

但需要廓清的观念误区是：现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不重要了，三次分配是关键——这是当下一种流行的论调。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说法，三次分配分别对应着「酬」、「税」、「捐」。

照有些人的意思，那就是「酬」、「税」的优先序降低了，最重要的是「捐」。

可这显然跟十四五规划里的安排不符——依照十四五规划，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

这里面，初次分配是基础，再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辅助。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今天就推了篇文章，叫《三次分配不可少，一次二次更重要》。

他之前也说：无论在哪个社会，第三次分配所占的比重都是不可能太大的，所起的作用都是很有限的。大部分属于救急不救穷的范围。关键还是要解决首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这两次分配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还是应当多从这两个方面做文章，尤其是第二次分配的公平性。

增加合法的劳动所得收入，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把政府职能缺位的民生短板通过再分配尽快补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依旧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

正确的判断理应是：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分配重在公平，第三次分配彰显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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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对应的，是对企业助力共同富裕的履责方式，也该有更清晰合理的认知。

在初次分配上，在提质增效的发展中，吸纳更多就业，并完善薪酬激励机制，努力藏富于员工；在二次分配上，努力贡献更多税收，让国家有足够的财政实力去补齐民生短板；在第三次分配上，以「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去回报社会。这其中，前两者是夯基垒台，后者是锦上添花。

这就需要，企业更多地将履责与自身业务嵌合，把行善跟擅长领域结合，让社会创新(CSI)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同向，进而助益共同富裕。这样也符合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的「战略性地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内涵。

而秦朔老师也说：中国企业家公益的升级路径是，从捐，到助，再到创。

「创」，就是围绕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创造价值。

拿互联网企业来说，很多大平台不仅是大手笔捐赠迭出，还用「互联网+慈善」汇点滴为涓流、化涓流为江海。

而就夯实基础来讲，互联网企业还得在扩大就业、带动价值共创层面持续发力。

孙立平就说，他查了下，「仅仅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商户，去年电商销售的增量达到了1万亿元，要知道199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才3.5万亿，这背后其实就是无数商家、店主、农户收入的改变，用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产出和效率，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得可分。」

2020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报告也提到，2019年阿里巴巴经济生态共蕴含就业机会6901万个，其中新基建创造就业机会超过千万。它还带动了产业上下游相关领域发展，带来了市场半径扩大、分工细化，帮助很多小企业获得了大量发展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年来，受疫情和经济周期影响，很多中小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无论是着眼就业，还是立足税源，这都是将「共富」场景往下拽的掣肘因素

而阿里就通过数字化提升、内销开拓、企业出口、金融扶持等措施，助力一大批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帮助其在几重冲击下「活下来」。其电商、Alot（人工智能物联网）、物流配送、金融信贷及数字化等服务功能，也帮许多中小企业提升了长远性的风险抵御和价值创造能力。

以制造业为例，阿里的C2M模式和「云钉一体」、「蚂蚁链」等产品形态及「犀牛智造」等平台，都在着力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转效率，帮中小企业在降本增效中把蛋糕做大。

到头来，大平台服务和带动小企业，大小企业共生同进，这未尝不是一种「先富带动后富」。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部分互联网平台们在助力共同富裕上的价值所在：平台的带动力，就是共同致富的助推力。

数据就显示，阿里腾讯抖音美团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很多小企业也附着在平台生态上实现了创富。

促进共同富裕，需要更多这样的价值共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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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在促进共同富裕上，社会该有对企业多样化履责形式的包容。

大企业尽己所能地服务小企业、扩大就业、增加纳税，和在向善价值的指引下做公益，都是对「共同富裕」的响应。

促进共同富裕，也需要大企业以多种方式做出大贡献，而不是要棒杀大企业。

进而言之，促进共同富裕，要的是在产权保护基础上，凝聚起助推共富的向心力。

「劫富济贫」，自然是误读政策；

趁机逼捐，同样是会错了意。

虽然总有人盼着「劫富济贫」，但那肯定不是通往共同富裕之路。

道理还是那句：打倒了富人，也未必能让穷人富起来。

本质上，「允许先富」跟「促进共富」是一体的，二者不是互斥关系，而是要在兼容中着力实现「富富与共」。

作者：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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