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导语：地铁是许多打工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在每一种当下里，都可以窥探到地铁站的五味人生。你知道中国互联网行业出现频率最高的地铁站点是哪个站吗？西二旗站。本文从这座与互联网大站出发，一起来讲述互联网人上下班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看看吧，

在每一种当下里，窥探地铁站的五味人生。

很少有场所能像地铁站那么抽象。当它出现在盘根错节的线路图中，以一个圆点的方式标记自身存在时，时间和空间被凝固到一起，共同成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必经之处。

但也很少有场所能像地铁站那么具象。当你置身其中，被早晚高峰汹涌的人潮淹没，像浮萍一样随潮水移动时，被挤扁的包子、被踩了一脚的鞋和安检机里堆在一起的包，都会时刻提醒你：“hello，欢迎来到地铁站。”

漫长的，毫无新意的城市穿梭中，地铁车厢里的故事时常被提及。挤成沙丁鱼罐头的车厢像是大都市符号化的标配，打盹的年轻人成为无趣打工生活的隐喻，偶有乘客捧着书的画面则被当作都市精神生活的象征。

而作为这场穿梭的节点，地铁站的意义仿佛只有当下，没有昨天和明天。

一个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的地方，本就只该具有功能性的价值，但只要有人的地方，时间久了，就会有记忆，会有故事。原本结构相似，功能相仿的地铁站们，渐渐也有了各自的特征，成为分割城市的一种坐标。

若干个和互联网行业联系紧密的名字里，西二旗站无疑是最重磅的那一个。这一次，我们把中间点当作目的地，把过程当作结果，在一天中的不同时刻，探访与这座互联网大站有关的故事。

一、人潮汹涌，像植物大战僵尸

从位于二环边的公交枢纽西直门站出发，乘坐北京地铁13号线向北行进18分钟，就将抵达中国互联网行业出现频率最高的站点：西二旗站。

在北京，跟“旗”字相关的地名总会让人以为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名字，但西二旗的历史与清朝并无关系。几百年前，这片北五环以外的区域并没有“旗人”居住，就连普通的居民也没有几个。

据称，西二旗的名字最早起源于明朝时期。明政府为防御外敌，除了在北京北部修缮长城外，还建了几个马房用以囤积兵马。清河区域当时是一大片草原，正适合喂养马匹，于是附近聚集起几个牧马场地。

明朝实行卫所兵制，以卫为防区单位，“天津卫”正由此得名。卫以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百户所下辖十个小旗，每一小旗10人。对照如今的北京北部，西二旗、西三旗，外加东二旗和东三旗，刚好为十旗。

倘若这一说法接近真实情况，那么当年在西二旗区域放牧养马的20位小兵，估计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们每天巡逻放牧无所事事的牧场，有朝一日会成为北京城里人口密度最大、人均收入最高的区域之一。

每天早晚高峰时段，从附近园区里涌出来的互联网人，都会把西二旗站的进站口堵得水泄不通。即便千辛万苦跟着人流挪动到站台，也会发现排队等车的人一眼望不到尽头。跨越几百年的历史，这个因二十个养马人得名的站台，如今每扇屏蔽门前恐怕都站着一个“百户所”。

西二旗站附近的丁字路口是早晚高峰的拥堵重灾区，密密麻麻的人群在绿灯亮起时踏上斑马线，直到红灯亮起，过马路的人群都不会中断。堵在路口的汽车等不到机会，只能乘人流变少时见缝插针地通行。漫长等待后，终于转弯成功的车辆无一例外地大踩油门呼啸而去。

正在过马路的人群，图源作者

红绿灯下，正在等待滴滴的年轻人，看着眼前汹涌的人潮，和朋友发微信语音讨论：“人好多，跟植物大战僵尸一样。”他依靠着路边护栏，可能因为曾有太多人用同款姿势倚靠着等车，这一片护栏如今已向外侧倾斜。

每天忙着版本迭代的互联网打工人自然知道秩序是高效的必要前提，所以在西二旗站台，等候上车的人会在屏蔽门前整整齐齐排出长龙。作为换乘大站，西二旗站下车的人也不少，每次车门打开，站台上的队伍会耐心等待乘客下车，再伴随着“嘀嘀嘀”的关门警示音迅速移动到车厢里。

2019年，西二旗站的上下车视频被一位微博网友当成日本新宿站的场景，大夸一顿日本人如何遵守规则，被众多网友指出视频拍摄地点在西二旗站后才悻悻地删掉了微博。

西二旗站于2003年通车，短短7年后，老站房因为容量过小而被弃用，西二旗站整体迁移到如今的新站房。

作为一座历史不算特别悠久的地铁站，西二旗站见证了中国互联网行业从萌芽到腾飞的历史变迁。

旧站台通车的2003年，中国互联网网民数量将将突破5000万，日后改变中国人消费习惯的淘宝网刚刚上线，李彦宏的百度还在等待12月份首个贴吧的建立。初代互联网人热衷谈论的话题是如何进入web 2.0时代，移动互联网像是天方夜谭。

等到新站台通车的2010年，百度已经在美国上市五年，并且在前一年把北京总部搬进西二旗站边上的百度大厦。中国互联网行业即将迎来最繁荣的时代。

所有产业的腾飞都由人创造。

西二旗站吞吐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基层员工，在每天的上车下车进站出站里，在拥挤疲惫的日日夜夜里，诞生了一个行业的奇迹二十年。

二、不“洋气”的西二旗

新站房启用后，原本老站房的位置开起一溜小铺，包子、玉米粥、烤香肠、糖炒栗子，各种食物的香味在西二旗站南侧出入口边蔓延。

早晨赶着上班，或者晚上没吃晚饭又着急搭车回家的互联网人，会在这里驻足停留，从五花八门的街边小吃里选一样填饱肚子。

2016年夏天，张伟到附近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西二旗站对于他来说，意味着很香很香的烤饼。“有猪肉的和鸡肉的，猪肉的特别香。走过去的时候，就真的很香，现在想想还是觉得香，第一口最香。”

张伟一口气说了四五个香字，但2017年正式入职另一家公司后，他很少去买饼，因为下班时间变晚了。

“毕竟（实习的时候）7点下班可以吃饼，9点下班走到那里吃饼可能会（饿）’死’吧。”

再后来，张伟离开西二旗，有次路过，发现那排小铺子已经不见了，蓝色施工板把原来沿街店铺的位置围了一圈。2020年，西二旗老车站开始拆除，“旗人”们的早餐天堂宣告撤离，想买早饭只能转战附近辉煌国际或者科技园里的便利店。

老车站不是没有留下痕迹。

西二旗新老站房的交界处，一根颇有年代感的指路牌还矗立在正在施工的老站房旁。说矗立可能不够准确，这根一米多高的指路牌原本由四个螺丝钉钉在地面上，时间长了，有个螺丝钉开始松动，整根指路牌显得摇摇欲坠。

不知道是谁从边上的工地捡来一块红砖，压住底部松动的一角，勉强维持住平衡。

底部的金属杆破了一个洞，一只在城市迷路的胡蜂科昆虫正趴在破洞边缘休息，以附近的复杂路况来看，它想回到熟悉的自然环境中去恐怕需要很多时间。

在西二旗站迷路的胡蜂科昆虫，图源作者

指路牌只有三个方向，分别是西二旗北路、上地东路和西二旗大街，指路牌没有指的那个方向，如今是中国互联网行业赫赫有名的后厂村路。快手、百度、腾讯、联想、滴滴……这条路能通往的地方，公司赫赫有名，拥堵也赫赫有名。

刚毕业那几年，张伟住在西二旗北路的另一头，原本到公司只要十分钟车程，在早晚高峰时却需要四五十分钟。

路程短，耗时又长，司机们不太愿意接这种单子，张伟只能从一睁眼就开始打车，祈求洗漱完成穿戴整齐前能有司机接单。

西二旗地铁站的指路牌，图源作者

滴滴司机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家住沙河的魏师傅说，他最不愿意在早晚高峰接到西二旗的单子。“我们赚钱也就做个早晚高峰。早上7点到10点，要是接个西二旗的单子，在那边一堵一个小时，整个早上就只能做两三单小的，基本一天就废了。”

所以早上出车后，魏师傅一般都会先去科技园北边的小区转悠。那里有很多互联网从业者租住，从北部去科技园可以绕行西边，避开西二旗站附近奇堵无比的几条路。

周五晚上，西二旗的晚高峰要比平时来得早一些。晚上7点多，周边几条路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魏师傅接到一个去西二旗地铁站的派单，乘客上车以后，他试探性地问：“西二旗站太堵了，要不送你去生命科学院站？”

乘客告诉他没关系，他不着急。可是魏师傅着急，于是又试探地问：“那永丰呢？那里也不堵。”乘客当然也没有同意。

故事来自魏师傅的转述，送完这个乘客之后，他在西二旗地铁站接到了我的订单，回他最熟悉的北部。因为常年在那里接单，魏师傅说他不用看导航也能认得，还告诉我隔壁小区新开了一家大超市，一瓶可乐只要2块7，比我们小区便宜。“但你们超市里的饼不错，我好（四声，北方方言中指喜欢）买那个。”

魏师傅建议乘客换地铁站，听起来有些唐突。后来我才知道，他从河北的小城一个人来北京打工，没坐过地铁，不知道看起来很近的两个地铁站会通往天差地别的终点。讲完那个故事后，他很疑惑地问我：“生命科学院站坐不了吗？”

“那边是昌平线，要坐到西二旗再转车。”

“那永丰呢？永丰站也坐不到吗？”

“永丰只有16号线，他应该想坐13号线。”

绕过后厂村路后，车辆沿着友谊路向北飞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这段对话，应该也不会相信一位在附近开车的司机会对地铁站各自的线路毫不知情。但转念又明白，地铁站和从每个站里飞驰而过的列车即将去往什么终点，只有在其中穿梭的人才会记得。

地缘意义上相邻的站点，在通勤者的认知里延伸出截然不同的方向；原本只是静态的一个地址，因为地铁线路图的存在而将许多遥远的名字加诸于此。空间和时间被重新排列，西二旗和20公里开外的东直门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不是近在咫尺的永丰站。

当代都市生活建构出了新的空间观念，置身于此的我们早已习以为常。

2010年12月25日，西二旗新站房启用，与之相伴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流。五天后，新站房内的昌平线站层启用，人来人往中，除了在附近工作的员工，还多了许多在此中转去城区的昌平居民。

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也即将迎来新的移动设备时代。

这一年夏天，乔布斯在苹果开发者大会上发布iPhone4，这部手机成为国内不少用户的智能机启蒙。

同年底，中国移动3G网络宣告覆盖全国所有县城，4G网络时代也即将拉开序幕。智能机和高速网络的普及，一边推着PC时代的互联网巨头向移动互联网转型，一边也为许多新入场的互联网玩家提供了广阔天地。

2009年开始，百度、网易、滴滴、新浪、快手相继将自己在北京的大本营迁往后厂村。

2020年9月，腾讯北京总部大楼落成，与新浪大厦一街之隔。这对从门户网站时代开始如影随形的竞争对手，如今依旧占据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两大流量阵地。

2020年，这片产业园的总产值高达3366.3亿元，每平方公里产值接近1300亿，是真正意义上的寸土寸金。

作为毗邻这片产业园的地铁站，西二旗却显得格外低调，无论从周边的商业环境，还是地铁站本身，都很难让人把这个略显沧桑的站台和最炙手可热的行业联系起来。

在北京的另一角，阿里、美团所在的望京东站要比西二旗站“洋气”许多。

望京东站的一个出站口就在金辉大厦地下，这座37层的摩天大楼，和边上的阿里中心同为阿里在北京的办公场地。

出站口通向商场负一层，门口有一位穿着红色制服大衣，带着帽子的安保人员提醒访客登记健康宝。下午四点，两个戴着阿里工卡的年轻人，坐在一家酸奶店的高脚凳上讨论着什么。这家酸奶店，最便宜的小杯酸奶售价29.9元。

而在西二旗站，如果想要喝饮品，最简单的方式是去附近便利店的自动饮料机打一杯咖啡，或者多走几步，去辉煌国际商场里买杯一点点奶茶。离西二旗站台最近的沿街商铺，最近几年做过翻新，但进驻的大部分仍然是快餐品牌，29.9元足以在这里吃一份馄饨套餐，或者在日料店里团购一份定食。

在这里，不管是月薪六千的园区保安，还是年薪百万的高P高T，不想吃食堂的时候，都会去附近的辉煌国际来一顿自选麻辣烫。早晚高峰的人群里，夏天最流行的单品是格子衬衫和T恤，秋冬则是黑色羽绒服和公司定制卫衣。

很难说是西二旗互联网人适应了西二旗站的生活方式，还是他们塑造了西二旗站的诸多特征。

三、停留和告别

西二旗站地势低洼，每到北京下暴雨的日子，通往地铁站的线路就从过街变成了“过河”。

2018年7月16日上午，一场暴雨过后，在附近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刘敛趟着没过膝盖的积水从地铁站挪到公司。身高1米76的刘敛在女生中不算矮，她拍下“过河”视频发在朋友圈，配文写着：“得亏我个高。”

那场大雨还制造过一张互联网打工人“神图”。——在西二旗地铁站门口，一位研发站在积水中，电脑搁在面前的垃圾桶上，正在处理代码问题。

尽管已经从西二旗搬去洋气的望京，刘敛至今仍对那张照片印象深刻。“你去搜一下估计可以搜到，当时那个图特别出圈。”

西二旗站的进站口总在晚高峰大排长龙，在附近工作的互联网人早已习以为常。

门口的铁栏杆是可活动的，高峰期把队伍拦成回旋状，队尾的人绕上五六圈才能进站，其他时间则把铁栏杆转角处打开，方便乘客直接进站。

进站排队区在室外，为了让乘客在下雨天少淋点雨，车站搭起一片蓝色塑料顶棚，比边上工地的蓝色铁皮围挡颜色稍浅一些。

西二旗进站口排队区，图源作者

后疫情时代，除了暴雨，西二旗站的工作人员还多了疫情防控的重任。下午两点多，清洁工阿伯正用消毒水擦洗站台屏蔽门，虽然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请不要倚靠屏蔽门”，但仍会有乘客无意中把手搭在上面，因此这里成了消毒的重点区域。

阿伯戴着黄色乳胶手套，一手拿着消毒水喷壶，一手拿着抹布，喷一下，再抹一下，一直从站台尾走到站台头。见我询问，阿伯告诉我：“这里面是消毒水，一天24个小时，起码要擦个十八九个小时吧。”

和我交谈时，阿伯也没有停下手里的活，我跟着他往前走了好几扇屏蔽门。只有列车进站时，阿伯才会停下动作，看列车带着风呼啸而来。等屏蔽门关闭，列车重新启动，风还没有停下的时候，阿伯又继续把消毒液喷到屏蔽门栏杆上，把没擦完的地方擦完。

阿伯的工具储藏间在楼梯底下，擦完一圈栏杆，他把喷壶和抹布放进去，从里面拖出一袋垃圾，那是他之前从站台垃圾桶清理出来的。

每趟列车在站台的停靠时间不过一分钟，乘客在这里的停留时间算上排队等待不过十分钟。阿伯是一直留在这里的人，对于清洁这个站台，他早已建立起自己的“最优流程”。

双十一临近，望京东站早早装点起天猫元素，通道墙壁的广告牌换成了品牌商的大促信息，宣传大促的红色三角旗挂满整个站台。不知道是不是西二旗站附近的大厂太多，站里的广告位没法“雨露均沾”，索性卖给了互联网招聘网站。从进站口通道到站台的隔离挡板，清一色刷着拉勾招聘的绿色广告牌。

西二旗进站口附近广告牌，图源作者

广告语很直白。“互联网人换工作，就上拉勾。”要是有下班的产品经理路过，应该也会感叹一句，这就是能找到目标用户的好场景。

互联网人换工作，养活了许多猎头和招聘公司，也让西二旗站也见证了许多离别。

每年拿完年终奖或者打完年中绩效，都是互联网人离职另谋出路的高峰期。一起工作的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相熟的同事们总要为着离开的人祝福，于是西二旗站附近的餐馆见证过很多顿散伙饭。

刚刚从附近某大厂离职的姚浩就把散伙饭选在了西二旗站边上的一家牛肉火锅。说是散伙饭，其实也没散太远，姚浩只是从附近的一家公司，跳去了另一家公司，依旧躲不开后厂村路上下班的人潮。每到饭点，餐馆里都是附近公司的员工，即便是散伙饭，要想聊公司八卦也得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熟人的身影。

工卡是辨别同事的好办法。

西二旗站附近区域，很多人要么脖子上戴着工卡，要么把工卡带子拎在手里晃悠。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炫耀行为，在一个行业极度趋同的区域，大家都在为生活而卷，不同的只有工卡带子的颜色和卷的程度。

吃完散伙饭已将近十点，姚浩和同事们走回公司，把白天没处理完的工作收尾，或是取停在园区的电动车。走到红绿灯路口，一个同事起了话头，说以后要是财富自由了准备做些什么。同行的研发同事说：“在家躺一段时间以后肯定还是得找点事情做，要不然感觉自己没什么价值。”

测试同事则挽着另一个女生的手臂，笑他就是忙惯了。“在家躺着多开心多自由啊，看书学乐器都行，又不一定要工作才有价值。”

西二旗站早已见惯来来往往。人来了，人走了；企业来了，企业走了；风口来了，风口走了；甚至行业来了，行业也走了。

每一天，都有人第一次从这里下车，开启职业生涯的新阶段；每一天，也都有人最后一次从这里上车，告别这个被称作“中国硅谷”的地方，去新公司闯荡，或者干脆回到家乡过上更安稳的生活。

即便有很多抱怨。路很破，车站很挤，周围没什么吃的，闸机口总是排队，一下雨就淹水，出站以后要小跑去坐大巴……但对于那些离开西二旗站的人，一提起这个名字，仍有许多复杂情绪，像是搬进楼房的成年人，回忆起儿时破旧的小平房。

作为城市通勤者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的开关，地铁站和人的关系或许就是这样熟悉又疏离。

正如法国人类学家马克热奥所说：“对于每个天天搭地铁的人来说，地铁最通俗的定义正是如此：没有节庆的集体性，未被隔离的孤独感。”

当具备记录个人和行业发展的功能后，地铁站摇身一变，成为现代都市不可忽略的城市景观。每天在此被人潮包围的互联网人想来无暇顾及人类学家眼中的景观，对于西二旗站，他们拥有更具象的期待。

“什么时候，西二旗站的晚高峰能早一点呢？”

（本文中，张伟、姚浩、魏师傅、刘敛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