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3·15晚会上曝光的“女主播，男运营”的行为不禁令人咂舌，但这却是秀场直播的一场商业化配置。本文以场控的视角，试图去理解女主播的生活，同时让更多人理解这一行业的复杂性。

前言

今年的3·15晚会上，一则“男运营替女主播维护大哥”的新闻，将秀场直播平台再次推向了舆论的前端。在新闻报道和网络讨论中，女主播和大哥的关系经常被符号化为“骗子”与“傻子”之间的游戏，秀场直播则被定性为一种网络世界中的不道德经济。

2020年起，青年学者董晨宇团队开始尝试接触女性主播和男性观众，当最初的问卷和访谈都很难让他们撬开通往这个行业的大门时，他们决定换一种坐姿，把自己作为方法，尝试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们想知道女主播内心如何调试她们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关系。她们如何来到这里？如何获得收入？又为何往往会匆匆离开？

在这个研究项目完成之后，他们发表了三篇论文，关注亲密情感的商品化、主播的关系劳动，以及直播行业中的暧昧经济。除此之外，他们还想把那些没能“塞”进论文中的故事，写成一篇田野手记，去消解那些符号化的成见，让更多人理解这一行业的复杂性。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

在其中一篇论文的后记中，董晨宇曾如此写过一份致谢，他也想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重复给那些接纳他们进行观察的女主播们：感谢你们的坦诚与宽容。愿我们有机会在现实中，脱离那些掩护着商业意识形态的平台配置，更真实地相遇。谢谢你们让我学会了：如何不喜欢这个行业的同时，爱这些人。

一、意料之外的入场

质化研究者的天职之一便是共情。

在我第一次进入直播间时，一只火箭从屏幕的底部腾空而起，穿过一位年轻女孩惊喜的脸庞。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上扎着夸张的兔耳朵，脸颊微红。当火箭腾空而起时，她用双手捂住嘴，瞪大了眼睛，露出上天眷顾般的惊喜，口红特效却因此而被映在了纤细的手背上。

礼物想必价值不菲。我怀着好奇心，从列表中搜罗了一翻，发现这一特效的价格是一千元人民币。不得不承认，在那一刹那，我无法产生任何的共情。

不过，质化研究者的嗅觉让我确信，共情不过是时间问题。对我而言，田野工作的乐趣大抵也在于此：走出象牙塔，与那些可能本来不会产生交集的人们相遇。在这一点上，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群岛与秀场直播的虚拟房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共情的第一要义，便是抵挡住直觉中的种种“不可思议”，通过生活细节的抽丝剥茧，理解事情究竟“何以至此”。

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的话一直陪我走过了许多田野经历:“当研究者发现某些难以理解的举动，以至于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他们一定是疯了才会这样’时，我们最好假设，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其实是有其道理的，然后我们就去找为什么会有道理。”

从最初在直播间内感到的一次次“出乎意料”，再到最后种种的“情理之中”，我不过是又一次完成了这个过程。

不过，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必须找到一个位置，以足够平视的角度来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并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我该如何进入到她们的世界？

“她们”一词暗示了网络主播的性别画像。她们是一群女孩子，大多年轻、漂亮（至少在美颜工具的帮助下是这样的）。

在中国平台经济的巨轮之下，她们如同一枚枚隐秘在甲板下的齿轮，很少有人会在意她们在转动中的摩擦与疼痛。就是这样一群人，支撑起了秀场直播产业。

虽然我们无从获取整个行业的权威报告，但陌陌平台的商业数据似乎回应了我们在田野中的论断：秀场直播行业中的女性主播占比78.8%，非职业主播则占比66.6%。

另一份来自CNNIC更为权威的报告则告诉我们，这一群体绝非无足轻重：中国网络秀场直播用户规模为2.07亿，占网民整体的22.9%。是的，当人们窃笑着揣测到底哪些人会成为美女直播间的访客时，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遥远。

进入女主播的世界并不容易。她们中大部分人必须保持敏感、多疑、自我封闭，这是她们持续进行这一工作的必备技能。我曾发私信和一位主播，告诉她我其实是一名大学老师，正在从事秀场直播的研究。她的回复爽朗而直接：“你真逗，我TM还是大学校长呢！”

女主播的自我封闭，部分也来自社会新闻对于她们的污名化。对此，直播用户也有所察觉。在田野中，我结识了一位叫做火焰的男性用户，他是一名来自杭州的律师，拥有令人羡慕的学历、手术刀一般的理性，以及不菲的收入。

他和我说：“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有一个功能，叫屏蔽陌生人。但是你看，直播平台中并没有这个功能，如果让女主播去选择的话，她们更希望去屏蔽熟人。”

当然，我也可以潜伏在其中，不动声色地记录下直播间中的每一处细节。不过，学术伦理与研究方法的训练告诉我，这种做法不仅是不道德的，更会随着田野调查的进行，逐渐显露出难以弥补的弊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建立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信任的摧毁，却可能仅仅源于一个并无恶意的欺骗。对于秀场女主播这一群体而言，尤其如此。

我必须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披露自己的职业，保持足够的坦诚，还能游刃有余地混迹其中，被主播和观众接纳为他们的一部分。最终，我决定成为一名直播间的场控，陪她们一起直播。

何为“场控”？解释它只需要调换两个汉字的位置：帮助主播“控场”。场控并不一定会打赏高额的礼物，但却是主播更为忠实的陪伴者。它更像是不用支付报酬的“同事”，这让双方的情感诚实变得更为可能。

作为场控，我在直播间拥有独特的权力和义务：一方面，我在公屏上发言时，用户名前会出现一个红色的“管”字。我可以采用飘屏的方式发言，也可以将直播间中出言不逊的人禁言；另一方面，在其他用户一掷千金之时，我需要在公屏上复制粘贴一句类似于“大哥威武”的话。

对于一位在象牙塔中教书的传播学者，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件枯燥、甚至最初有些令我难堪的“工作”，不过，这可能也是我深入接触主播和观众最恰当的位置。在这里，胖菲是我第一个遇到的主播。

二、亲密关系的购买

胖菲是烟台人，大学期间开始从事秀场直播工作，每天晚上在宿舍直播两、三个小时，每月就可以拿到上万元的收入。我们在直播间认识的时候，她已经在这个行业中摸爬滚打了三年时间，做过大主播的核心运营，自己也播过四个不同的平台，可以从容应对各色的观众。对于我这样一个奇怪的不速之客，她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抗拒。不过，我明白，真正的坦诚并不容易，真正发出访谈的邀请，是她停播半年之后。

我问她这个行业本质上卖的是什么，胖菲和我说：亲密感。

亲密作为直播行业售卖的商品，完全是出于经济价值的考量。绝大多数主播获得的收益并非依靠才艺表演，按照观众火焰的说法，“如果我喜欢听歌，我干嘛不去听演唱会”，直播吸引人的地方，本质上是“解决你的寂寞”。“它很方便，你要是去酒吧喝酒，还要换衣服、开车，再找地方停车。你只需要打开抖音，就可以找一个主播聊天。”

在公会一端，亲密感被体现在了“交朋友”三个字上。公会运营朱丽叶为我提供了一份新主播的培训手册，在我后续接触到的运营之间，这份培训手册已经几乎成为范本广泛流传。有趣的是，“朋友”是其中最经常出现的字眼：

网络直播的关键，就是要把粉丝当成朋友来认真对待。对方心情不好时，要做个好听众；对方无聊时，要去尽量找他喜欢的话题。因此，礼物最终是交朋友交出来的。只有当粉丝成了主播的朋友，他才会出于真心地自发地送礼物，礼物并不是送给主播的直播内容，而是因为认可了主播是他的朋友。

在主播一端，这种交朋友的策略，则被具象为开播时的“欢迎回家”，以及PK时的“家人们众筹一下”。

大主播往往拥有自己庞大的粉丝团队，被称为“X家军”，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固定的数字代号（例如8013、9266），仿佛军队的编号一般，展现出战争般的气势。而作战的方式，就是PK。

PK，本意是player killing，在直播界，它意味着两位主播发起相互之间的连线挑战，双方通过连麦的形式将直播界面一分为二，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5分钟或10分钟），以双方收到的打赏总金额作为判定胜负的唯一标准，败方要在PK结束之后接受事先约定好的羞辱性惩罚。胖菲和我说: “其实主播也不想PK，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不PK，就没有人送礼物，收入就上不去。”在我接触到的一份直播培训文案中，PK更是被称为“直播流水的倍增器”、“检验大哥试金石”。

PK作为亲密关系变现最快速的方式，它的价值在于把亲密与打赏这两件并不具有必然逻辑联系的事情勾连在了一起。它让主播陷于非胜即败的困境之中，即使这种困境完全是平台技术虚设的。

直播界有这样一句话：“PK靠上头，空刷是真爱”。尤其在PK的最后几十秒钟，主播往往憋足了气，展现出必胜的决心和等待的焦虑，再配以“我不想输”、“有没有家人搭把手”、“还有十秒钟大家守一下塔”、“家人们最后众筹一下”这样的话术，来激发观众的冲动消费。

输掉 PK 的主播不得不接受令整个直播间蒙羞的惩罚，获得胜利的主播，则会露出上天眷顾般的惊喜。一位抖音平台的头部女主播曾在年度盛典的签到墙上，写下了自己直播间的粉丝数字代号。这在群体心理学中早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欢迎成为胜利者的一部分，即使这并不是你的胜利。

当然，在更多时候，“家人们众筹一下”不过是主播美好的心愿，绝大部分直播间的收入与其说依靠“众筹”，不如说依靠一两个“核心金主”撑起。行业内部称之为“断崖榜”——榜一打赏了两千元，榜二打赏了五块钱的情况绝不少见。一些主播还会依靠军火票（以折扣方式从平台购买的代币）和回流票来苦苦支撑直播间的热闹景象。

此时，大主播会在PK中相约“打把榜十”，意思是胜负并不计算总打赏金额，而是比较双方PK打赏榜单上第十位送了多少钱，“让其他观众也别闲着”。还有一种PK，会挑选一个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礼物，规定PK中只计算这一种礼物的总打赏金额。朱丽叶和我说：“这都是在收割屌丝，让他们参与进来，不要白嫖。”

三、作为商品的暧昧

当然，对于小主播而言，榜十是她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很可能直播间里的人数加起来都不够十个人。

在倩倩的整个直播生涯中，迎来直播间人数破百的时刻，竟是因为某位大主播下播时，系统将这位大主播的观众直接空降到了她的直播间。倩倩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欢迎大家的光临，还给观众发了20块钱的福袋。不过很快，直播间的人数就掉回了个位数。守护她的，仍然只有诺言。

我从未与倩倩有过任何关于直播行业的交谈。我深知她不会愿意透露任何自己的过往。我与倩倩相遇，源于火焰的介绍。他会时不时通过私信通知我倩倩开播的消息。火焰和我说：“如果你想了解直播间主播的套路，一定要去看倩倩。”诺言就是圈套中的那个人。

我只能通过直播时片段的聊天中大致了解诺言。他是一家知名制造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家住广东，经常会到倩倩所在的小城市出差，也许是在宾馆中休息时刷到了倩倩，便一见钟情，自己的头像也换成了倩倩的照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诺言在倩倩身上花了将近20万人民币，人都没见过一面。

当然，这在直播行业并不少见。在一次线上主播培训中，公会培训师如此说道: “有人问我要不要见大哥? 我建议你不要见。你问问自己，你的情商和阅历能够在线下应付大哥吗? 大哥想和你谈恋爱怎么办? 对你动手动脚怎么办? 你要让大哥保持追求你的心不变，对你有新鲜感，就不能见面。你要用长期的套路，不能用这种短期的套路。”

这里说的套路，就是暧昧，一种介于朋友与恋人之间非承诺性关系。

对于小主播而言，聊天的目的则是建立亲密，亲密的目的又是获得收益，出于收益最大化的考虑，暧昧便成了最佳的亲密位置，因为小主播没有能力聚拢几千为观众成为自己“X家军”中的成员，最够得到的策略，只有与一两位观众保持直播间外的亲密互动，触发他们超越朋友关系的冲动消费。

小主播的困境也在于此。这绝不是一份在手机前面坐着收钱的轻松工作，更不是很多人口中所谓的“网络乞丐”。在直播间的劳动，不过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在直播间之外的客户维系，往往比直播更加重要。

主播嘻嘻曾和我说，她很喜欢直播，这件事对她很轻松，但直播间外陪大哥打游戏、语音聊天，她真的做不来。运营则直白地告诉她，看一个主播能不能播得出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播了第一个月后，主播微信里加了多少大哥。

“大主播都要陪大哥聊微信，你个小主播还有什么挑挑拣拣的？”嘻嘻希望自己也可以成为大主播，因为她知道，大主播根本不会有时间和大哥聊微信，都是运营在帮忙。

对于嘻嘻而言，运营的抱怨并没有触动她。相比之下，胖菲的运营则给出了更加“专业”的指导：推拉。

运营和我讲过，大哥要是找你[说过分的话]，不要很快回，隔几个小时给他回复一句，他再给你发，你再回，他要是觉得你回复的很慢，不想跟你说话了，你再主动给他发一句，不断的“推拉”；或者不管你回什么，我说我自己的事情，比如我刚干了什么，跟你分享一下，你说了之后，我隔一段时间再给你发一句。

推拉的价值，在于尽量推迟观众离场的时间。直播界有一句话：“铁打的主播，流水的大哥”。大哥总会厌烦的，主播能做的，就是尽量将大哥的新鲜感保持的更长久一些，并在大哥厌烦之前，掏空大哥的钱包。倩倩显然深知这一点。

然而，这种抱有期待却始终不能相见的亲密，却在诺言心中产生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撕扯感。这并不舒服。他逐渐厌倦一场场永无止境的PK和偷塔，开始拒绝赠送任何礼物，只是在直播间“挂机”，像是对倩倩示威一般。

倩倩知道，这是大哥离开的信号。她通过微信给诺言发了200元的红包，说自己不想让诺言继续刷礼物了，200元就当上个粉丝灯牌的钱，希望诺言还能陪着她。直到有一天，另一位大哥最终出现了，他连续几晚，刷了一万多块钱。始终保持沉默的诺言最终在公屏上说：你选一个人吧，我还是他。

倩倩被这近乎孩子气的争宠逗笑了。她说：“诺言哥，你有空的时候，随时欢迎你回家聊聊天。”自那天之后，诺言再没有来过。

当然，那位神秘的大哥也没有再出现。他们同步消失在了直播房间之中，然而这并不奇怪。

四、流水的主播，流水的大哥

如果主播的工作本质上是在通过交流建立亲密感，并将这种亲密感变现的话，那么，这样一项工作完全可以被嵌入阿莉·霍克希尔德所谓的“情感劳动”。

霍克希尔德认为，情感劳动的疲惫来自于接纳异化过程中的认知失调。换成直白的话来讲：套路固然是这个行业的“应然”，但大多数主播并不能达到运营的要求，她们不能套路观众的原因仅仅是：做不到。

如果说倩倩和诺言让我理解了主播和观众之间的套路“对线”，灵儿的出现，则让我理解了更为普遍意义的主播究竟生活在怎样的状态里。

灵儿是一位午夜主播，每晚十二点打车到公司，在狭窄的直播隔间中完成六个小时的直播任务，再穿过街市的早点香回家睡觉。她本身是一位幼师，做直播是因为疫情原因没了收入，朋友说这一行来钱快，能帮她度过难关。

这在我所进行的田野中并不少见，很多主播都是空姐、模特、化妆师、幼师。这些行业有三个共通之处：疫情期间遭遇危机、以女性为主要从业者、传统的服务性行业。而后两个特点，又与网络直播不谋而合。

灵儿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依靠交朋友，来获得大家的支持。很快，她就遇到了两位陪她一起上播、下播的男性观众，直播间从不会冷场。不过，这两位观众却并没有能力支撑起她的收入。运营指导她说：直播要交朋友，又“不能真的交朋友”。

灵儿也深知这一点。在和她聊天的时候，她说自己作为主播的失败，原因就在于真的把观众当做了朋友。

我现在流水没有做起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花了太多时间在没有收益的事情上。我把他们当朋友，但是说句有点那什么的话，我确实把太多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了……怎么讲呢，我不应该把时间花在不能带给我收益的人身上。

观众是朋友还是客户，这是一个需要掌握尺度的问题。对于网络主播这一职业化程度很低的行业而言，这尤其困难。

虽然公会的培训方案会告诉主播，那些帮你欢迎大哥的场控，无非是“屌丝”而已，“你只需要动动小手指”，就可以“将这群屌丝变成你的奴仆”。

不过，正如嘻嘻所说：“主播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有些观众走了，意味着收入没了；有些观众走了，意味着陪我的人没了；当然，有些观众走了，和没走也没区别。”嘻嘻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打赏金额并不会帮助主播和观众走得更亲密，相反，它还可能成为这种真实亲密的障碍：“你是我大哥，我肯定不会什么都和你说，隔阂是难免的。”

胖菲也和我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在她从事直播的三年时间中，唯一让她真正动情的，是一位叫天天的男生。

“天天陪着我直播，有一年多了吧。其实他没什么钱，我知道，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他也才工作了没几年，而且攒了一点钱做投资，结果全赔进去了……其实就一直比较困难，每天点外卖蹭满减，可能就是几块钱的外卖，都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但是他经常会省下钱，来给我刷一些礼物，我就会很过意不去，微信里和他说不要刷了，来陪我说说话就好了，他没有钱吃饭的时候，我还会给他发红包……其实我不在乎他给不给我刷礼物，我们真的有点像是朋友的关系，因为他真的是很真诚的对我，我也会比较感动，也会真诚地对他，真诚这件事，我觉得是相互的。”

铁打的主播，流水的大哥。这是运营常挂在嘴边上的行业“术语”。不过，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主播的工作，必须面对情感的“跷跷板”。能做到倩倩这般“职业”的主播，在我的田野中少之又少。因此，主播的流动性，可能丝毫不逊于大哥匆忙的来去。很多主播熬不过两个月就离开了。

从灵儿进入直播行业到决定离开，同样是两个月的时间。大概半年之后，灵儿在发了一条朋友圈，回忆了自己在做主播时遇到的人，还有那次她在深夜来公司路上遇到骚扰时，那两位铁杆粉丝发自内心的焦急和愤怒。灵儿和我在微信中说：“就像运营说的，你要找大哥，要有榨干大哥的决心，像男朋友一样去撩他，因为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给你刷钱的……但我真的做不到。”

五、平台的隐藏剧本

在嘻嘻的直播间呆了不到一个月后，她突然和我说：“恭喜粉丝团升到5级！”在直播平台中，粉丝团等级对应着主播与观众的亲密度。

按照平台的设定，粉丝团一共有三种增长途径：其一是花费0.1元点亮粉丝灯牌（每日最多一次，增加100亲密度）；其二是观看20分钟直播（每日最多一次，增加200亲密度）；其三是赠送礼物，赠送1抖币提升2亲密度（根据粉丝牌等级每日限额200-10000抖币）。

相比公会运营几乎赤裸的指导，平台总是故作向善地掩盖这一切。不过，这三种粉丝团的升级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着隐秘地“协作”关系：（1）粉丝灯牌的意义并不在于直接的经济收益，而是一种消费的“启动器”、家人的“身份证”；（2）观看时长本身是一种建立关系的手段，虽然不会直接带来经济收益，但它培养了观众对主播的陪伴感；（3）赠送礼物是最直接的经济收入来源，不过，因为每日限额的存在，并不是一次直播送出昂贵的礼物，就可以获得粉丝等级的快速提升，观众还需要作为平台的“免费劳工”，与主播形成长期的陪伴关系。这种设计巧妙地使得“经济”和“关系”之间彼此发酵。

在直播平台的官方公众微信号中，一则广告语出现在屏幕的最上方：“千万种生活，在XX直播”。生活也许有千万种，但所有的技术配置却似乎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将商品化关系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每当看到这句广告语，我总会想起那些离开这一行业的主播。也许正是因为拒绝这种“异化”，她们最终被排斥在了“千万种生活”之外。

当我凝视着手机中直播平台的界面时，总会感觉它如同一架24/7运转的巨型机器，主播则像是其中的零件一般，在PK的喊票中持续转动。

当然，直播平台却从未将这一切放在官方教学视频之中。如同学者Tarleton Gillespie所指出的，平台永远标榜自己的技术中立，这种话语机制永远暗示着向善。更多时候，它身居幕后，通过技术配置来辅助主播变现，又通过奖励政策和淘汰机制的不断催促公会招收新主播，以弥补主播流动性所带来的劳动力缺口。

在运营铭哥的微信中，每隔几天就会发送一则“拉新”的广告。他有时会说：“女孩们来做主播吧，在这里你会见到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的有钱人。”有时则强调直播行业的高收入：“清华毕业生平均月薪是9065元，直播平均薪酬高达9423元。做主播=清华大学毕业证书。”

不过，彼岸终究只是彼岸，它无法遮掩现实的无助。在我结束田野工作时，绝大部分主播都离开了这一行业。嘻嘻在一家外企做起了前台，灵儿回到了私立幼儿园当老师。胖菲没有离开，她在一家公会中做运营。

她对我说：“指导别人怎么直播，比起自己直播，要容易多了。”

（本研究项目发表的论文作者包括董晨宇、叶蓁和丁依然。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文中所涉及的观众和主播都使用了匿名，他们的身份信息也进行了适度虚构。除此之外，部分主播的经历结合了多位被访者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