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老实地承认这个题目有标题党的嫌疑，但看完这篇不长的文章，你可能会同意微信确实吞没了相当于很多条生命的光阴。但请相信我不是微信黑，比微信更糟的多了去了。也请不要联想Facebook收购WhatsApp的事儿，WhatsApp真心没用过。

我发现微信越来越慢了，不要告诉我换高端手机、清理聊天记录，只当我屌丝用户一枚，况且在没有干净的方法导出聊天记录之前，我不能删。不止是慢了，找到功能更难了，心智能耗更高了。

我很能理解Pony和Allen，他们确实是能在瞬间把自己变成傻瓜的，微信有这样的用户体验，已经实属难得！只是，当他们赋予微信一个无所不包的平台的使命时，傻瓜必须提高智商了。

好吧，我应该闭嘴了，拿了那么多红包，还腹黑？！其实对腾讯我是有伟大公司的希冀的，伟大公司在守护用户体验上总有些信仰式的、文化层的、制度性的东西在。

不如讲讲谷歌的几个老故事吧。90年代崛起的搜索引擎不下十几家，没信念的创业者和无节操的投资方陆续把它们门户化了，唯有谷歌坚持了搜索的纯粹性。谢尔盖·布林设计的第一个谷歌主页，就是简洁到极致的一个输入框，两个按钮。

后来一直严把用户体验关的是“女汉子”玛丽莎·梅耶尔，她的经验就是数数。2000年的一个深夜，她偶然打开一封无厘头的电子邮件，标题是一个数字 “37”，内容空空如也。梅耶尔若有所思，把这位无名氏所有的邮件都搜了出来，果然都是一些数字，33，53，……。翻到后面，终于有一封信给了 线索：“61，我们越来越重了，不是吗？”这个斯坦福人工智能的高材生开始像小学生一样在数字中找规律，终于发现每一封信的日期恰好是修改主页的日子，“61”的那天也正好是主页最臃肿的一次。难道这位老兄在数单词？梅耶尔把过往的主页找出来，一封封地数，果不其然。最早的一封信赫然写着：“13的那些日子了发生了什么？”是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谷歌主页上是13个单词，慢慢地，情况似乎有些失控了。

梅耶尔幡然醒悟，从那时起，主页上有了一道铁面无情的大闸，28，这是布林和拉里·佩奇能容忍的主页上的最大单词数。2008年，梅耶尔想要往主页上添加一 个新的链接，“隐私”，可是主页的重量已经是28，怎么办呢？不能改规矩，只能把页面底部版权行里面的”谷歌“一词拿掉。当信仰内化为制度，一切都变得简 单。

佩奇对快的追求是近乎偏执的。在外地出差时，他常常会闪入当地的网吧，去算一算谷歌主页加载的时间。对于产品经理来说，在GPS（谷歌产品战略）例会上做演 示是要承受心脏爆裂的压力的，但凡不是特别流畅，佩奇便六亲不认开始大声报时：“1000毫秒，2000毫秒，……”事实上只要出现秒级的延迟，产品已经 挂了。

保罗·布切特（Gmail之父，“不作恶”口号的始作俑者）有一次做Gmail的早期演示，佩奇毫不客气地批评重新加载界面花了600毫秒。不服气的布切特 回到自己座位上一查日志，还真是丝毫不差。佩奇的偏执不是没有道理，后来工程师对谷歌的搜索日志做了分析，发现如果查询太慢（哪怕只是多出100毫秒）， 用户会不自觉地放弃下一次搜索，或者倾向于从前次的搜索结果（虽然不太满意）里找，而非重新换一个关键词查询。

佩奇知道，产品经理和工程师堕入“熵增”（加入太多杂乱的功能）或许是宿命，他杜撰了个“佩奇定律”：每18个月，软件会慢一倍。而谷歌的使命是征服这一定律。这被植入产品经理和工程师的本能中，就像躲避危险一样跳离功能怪圈。在佩奇的信念里，一切延迟皆可消弭。为了激励对速度的不懈追求，公司文化中适时加入了奖惩机制。

谷歌的量化管理基于所谓目标关键结果（objective key result，OKR），其中一项就是战胜延迟。每一个产品都有基准测试，定义最大延迟时间，姑且叫它”延迟帽“。天才的执法者们想出了一种市场交易机制 来保证”延迟帽“的强制实施。不能达标的团队可以与其他团队交易（像碳排放交易一样），交易的货币单位是“人命”。绕了一大圈，终于切到正题。

如果一个产品的用户基数是5000万，每天多让用户花了2秒钟，那相当于每年杀死18.25条人命（假设个人寿命70年，即20亿秒）。这个团队必须从其他 团队借“命”。典型情况下，借10条命的代价是让出原本分配给该团队的1000台服务器，或者该团队下个月所有的按摩券。最后，如果累计欠债多于某个阈 值，那就彻底丧失游戏资格，后果是该产品的功能表被冷冻，在把延迟降下来之前不能增加新的功能。

回到微信，6亿用户，如果每天让用户多花10秒钟，那是多少条人命呢？对一家矢志创造伟大产品的伟大公司来说，0才是终极的目标。

原文来自：互联网分析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