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娱乐这件事上,其实是有相当悠久的传统的,纵是一国之主莫不如外。纣王天才般的想出了酒池肉林的创意,换做今天当个酒企的品牌部头头或者选美比赛的策划绝对没问题,周幽王为博妃子一笑烽火戏诸侯,炒作和事件营销堪堪是一把好手。这两位太过娱乐精神,以至最后都把国家玩没了。皇帝尚且如此,平民百姓也不遑多让,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酒足饭饱之后自然要找点乐子,两晋南北朝时名士集体嗑药,磕完集体裸奔,可算是行为艺术的鼻祖。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人非机器,岂能无乐?
娱乐是除了吃饭睡觉外,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人们无时不娱乐,也无处不娱乐。普华永道预测,到2015年,全球娱乐和媒体产业的产值将达到1.9万亿美元。在美国,文化娱乐产业是美国的第二大产业,美国的娱乐业每年创造5000亿美元以上的产值,不的不承认美利坚也是个会玩爱玩的民族:美国人有1/3的时间用于娱乐,有2/3的收入用于娱乐,有1/3的土地面积用于娱乐。
是的,所有的行业都是娱乐业!
公司的本质上就是一个舞台,你要在这个舞台上,为你的客户、员工,“秀”出你要卖的东西!
——《哈佛商业评论》
这是一个平台化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市场里的很多产业已经失去了产业革命的可能,也早已进入了成长的平缓期,甚至是循环期。我们都知道那句用来最多吐槽时尚界的话:“什么是这一年的时尚潮流?就是把20年前流行的再拿出来而已。”商品的市场价值何在,商品的市场价值又到底有多少,慢慢的与其的娱乐指数开始相关联起来。在很多时候,娱乐化已经成为产业再一次升级的重要因素。
1998年,美国学者派恩二世和吉尔墨在《哈佛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体验经济时代来临》的文章,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随着新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产及消费行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传统注重产品的实用和价格,到从情景和情感出发,更加注重感官体验和心理认同。
娱乐的本质和营销的目的是相通的。
为什么人们需要娱乐?因为娱乐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全人类对无忧无虑、不付出过多的劳动就能获取足够的需求的生活都是有一致向往的,而这样的生活需要两个要件:足够的金钱和足够的时间。而营销呢,就是想方设法让你支付出这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金钱,来换取那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娱乐和营销有时就是紧紧相关,营销不娱乐怎么行?
大卫.奥格威那么多的传世名言中,我唯独欣赏这一句:
“We sell,or else.”
是的,我们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销售。而如果不卖货,我们屁都不是。如果要卖好货,在中国市场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娱乐,让人浅显易懂的娱乐。
想要娱乐,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娱乐其实并不肤浅,甚至要常常要花费一番心思,甚至需要一些天赋。你的朋友圈中一定有这么一个人,他是聚会的中心,他可以将一个简单的故事讲的起承转合悬念迭起,他可以将一个普通的笑话发挥到让别人笑的前仰后合不能自己,插科打挥是他的天赋,口吐莲花是他的本能,他简直就是星爷再世。
你可能也认识这样一些人,他们也并不愚笨口齿也算不上结巴,但是却是天生的冷场制造机,一个再好笑的故事从他嘴里一字一句蹦出,结果简直如温吞水一般索然无味。
我们都需要娱乐,于是我们更需要知道怎么去娱乐。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经常被人诟病只会搞笑,对此他的反驳是:“还是先搞笑吧!相声要是不搞笑那就实在是太搞笑了。”其实,想要搞笑有时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看看每年春晚被骂的狗血喷头的语言类节目就知道了,单纯的滑稽和搞笑是如此,广义上的娱乐更非那么手到擒来的活,分寸、节奏、受众、都缺一不可。
第一个把英文humor译成“幽默”的林语堂先生做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参加在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林先生说话之前,有好多长长的讲演。轮到他说话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林先生站起来说:“绅士的讲演,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大家听了一发愣,随后轰堂大笑。仅仅一句话,但效果出奇的好,但没有前面诸君的鼎力配合,这个包袱也甩不出来。
娱乐,就是那么简单又那么复杂的事。
中国消费者更需要娱乐
这是一个肤浅的时代,肤浅时代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娱乐化。
经济娱乐化、文化娱乐化、体育娱乐化,现在连学术和政治也有娱乐化的倾向。娱乐并不是一个崇高的词,但也绝不是洪水猛兽,事实上娱乐化正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比如电影,在人们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周末花30元钱进入电影院不图别的,只是想放松一下。在英国著名电影学者理查德·麦特白看来,好莱坞商业美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一部好电影就是一部‘值得我们花钱’的电影”。看看全球电影票房排行榜吧,前50名里有两部蝙蝠侠、三部指环王、三部星战、三部加勒比海盗、四部蜘蛛侠、八部哈利波特,真正叫好又叫座的,不过泰坦尼克、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寥寥几部而已。中国人爱看热闹的娱乐片,全世界人民一样爱看。
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崇拜痛苦的传统,甚至敌视快乐。压抑人性几乎到了变态的程度,“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切的一切都使百姓身处压抑与沉默之中。社会学研究表明,娱乐和生存性劳动是反比的关系,当温饱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需求时,当基本的功能性需求被满足后,对于娱乐的追求自然成为人们最最迫切的愿望。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F4中,张晓刚和岳敏君的风格正好折射出了中国文化极端的两面性。
来源:ihei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