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导读：在产品工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设计的功能都是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但是用户不仅不买账，还觉得限制了自己使用产品的自由。这是一个产品专制和用户自由之间的问题，两个应该如何平衡？本文作者围绕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点思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01

1687年，艾萨克.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成。由此，自然界的事物得到科学之光的照耀。

人们不再用含混不清的诗意语句去解释周遭事物，而代之以明确直白的数学定理。在新的科学体系下，一切都井然有序。

然而，在人类领域，科学的光芒却无法继续闪耀。人是价值动物，而价值从无标准。在不同人的眼里，美是不同的，丑是不同的，正确可能成为不正确，邪恶也可能成为正义。

人是如此复杂的生物，就连那些被誉为智慧化身的哲人，也经常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在这诸多的争论中，有一对话题，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它就是专制与自由。

如果从一般意义上去讨论这两个词，或许我们想到的是中国 2000 余年的封建统治，又或许是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实行的奴隶制。

如果专制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如果这奴役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为代价，那么它当然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在现代社会，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对自己都有充分的处置权。

实际上，专制还有另一重含义：专家制度。在专家制度中，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大家各司其职。

柏拉图在他的经典著作《理想国》中提到：每个领域都需要专门的知识，而知识的获取极为艰难，只有拥有卓越天赋并经过艰苦训练的人才能拥有它。

他因此提出，在政治领域，应该让哲学王来治国，只有哲学王才拥有管理国家的技巧和能力。

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当我们生病时，会去找最好的医生，而不是某个兼职看病的厨师。当我们招聘时，会更青睐专业匹配度高的求职者。

但我们忽略的是：生病时找最好的医生，招聘时招募匹配度高的员工。这些都是主动的行为。换句说，这些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并未遭到他人的强迫。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自由并未遭到侵犯。

现在，如果我们转换情景，同样是那个最好的医生，同样是匹配度高的求职者，但有一股外在的力量，强迫我们去看最好的医生，强迫我们录取专业匹配度高的求职者，结果会如何呢？

我们会生气，会愤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自由被剥夺。

原本，我们可以选择最好的医生，但我们依然可以反悔，去选择其他医生，我们也可以去招聘匹配度不高的求职者，这些都是我们的自由。现在，这些统统被这股外在的力量，粗暴地拒绝掉。

崇尚专制的精英主义们会说，这正是你们愚昧的地方。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们已经为你们规划了最短的路径，你们却偏偏要作妖。为什么我们要把“专制”（专家制度）演变成“专制”（独裁）？因为你们愚蠢。为什么我们要剥夺你们的自由？因为你们无知！

是的，专家治理会带来效率的最优化；是的，我们承认在完成目标时，专家提供的方式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效率最优化？为什么要用最有效的方式？

爱尔维修的答案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影响人类的唯一动机。

因为人要快乐，所以必须行动，做出某些追求。当人去追求一些东西时，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专家可以提供这套方法。

爱尔维修的观点无疑是值得商榷的，即使我们承认人类的唯一动机是功利主义，但我们追求快乐所凭依的也绝不仅是一套方法。

首先，这种追求出于我们自身；其次，由我们主动去选择这套方法；而在执行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又在不断地与周遭环境交互着；最后，我们获得一个结果。

专家制度的谬误在于，他们认为最终的目的达成，快乐就达到了。这也是黑格尔的观点，他认为绝对精神终将战胜一切，反之，最终获得胜利的则一定属于绝对精神。实际上，快乐绝非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过程的总体感受。即使峰终定律认为，人在一场体验活动后，只会记得波峰和波谷。但这只是记忆机制的问题，而当我们处于特定的某一时刻下，那一刻的感受是确凿无疑的。

我们承认专家制度的优越性，但我们更承认，专家制度并不必然导致快乐。如果专家制度要以剥夺自由为前提，那么快乐就很难在此基础上诞生。

但有时，为了抵抗某种不自由，我们需要让渡某种自由，交由专家处理。

所谓自由，存在两种含义：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这里只谈论前者。消极的自由是，当我们做某件事时，不会受到阻碍；

当我们谈论消极的自由时，最容易想到的是来自他人的阻碍。这里的他人可以指代一个人，也可以指代一群人，甚至是不存在的虚拟物体，例如道德规范。阻碍也可能来自自然，我们想上天，却受到重力的阻碍。

还有一种阻碍，经常被我们忽略，它来自自身。当我们看到甜食时，会想要吃；男人看到女人时，会想到性；天寒时，会赖床。这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生物习性，但同时也是一种阻碍。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枷锁指的是人心中的理性，我们用理性去钳制自己的欲望。理性不是不自由，恰恰相反，它正是使我们免于被欲望所控制的良方。

人当然可以不理性，他可以放纵，可以沉溺。当他陷入这样的状态时，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但我们不能说，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他放弃自由之前的那一刻，他仍旧是自由的。

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他的自由，支配他的，就是生物的本能。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待放弃自由的人？要知道，这个人只是放弃了他在某些情况下的自由，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仍然是自由的。性瘾患者能够正常地组织生活，但却在性方面沉沦。

如果抛开社会的情景，这个问题将不成为问题。正如树木有青葱的时刻，也有枯黄的时候。一个自由的人失去了他的自由，也只是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而已。而在社会中，一个自由人是国家的公民，是公司的员工，是家庭的成员。他生活在社会的网络中，那些有利益关系的人需要将他从不自由的状态转化为自由的状态。

而当一个人落入不自由的境地时，其他人是否可以干涉？或者说有权力干涉？

事实上，自由和权力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一个人生来自由，这是他的自然状态，当他从自由到不自由时，只是一个状态上的转换。而干涉随时都可能发生，自由时可能发生，不自由时也可能发生，因为权力不受自然状态的限制。

权力也没有正当与否，所谓正当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撇开这些概念，权力是一群人的选择与合谋，自由是某种状态。我们讨厌权力，不是因为它侵犯了我们的权利，而是因为它会影响到自由的状态，从而导致不快乐。

我们无法否认，自由是快乐的一个因素。但同时，自由也是一个范畴，有时，为了快乐，我们会主动放弃一些自由。

值得思考的是，有一些自由，短暂地放弃，但又可以收回。有一些自由，譬如自制力，就很难收回。我们几乎不是自愿而是被迫，被这些生物习性所打败，这方面的自由被它们占有。

由于我们自身无法抵抗，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些方法，这时候专家制度就登台了。正如性瘾患者需要看医生，自制力差的人也需要专门的人员来帮助，学习习惯差的人则需要专人来矫正。我们仍然要说，这些一定是基于我们本身的意愿，否则，这些就成为他人对我们的专制。

然而，即使我们同意让专家管理，有时，我们的生理习性仍会占据上风，当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况下，常常背弃先前的承诺。于是，专家们经常采取强制的办法，迫使我们与生理习性抗争。

强制的过程必然导致痛苦。并且在绝大多数时刻，除了法律和与自身保持亲密关系的利益相关者，能动用强制力而又不失败的少之又少。

02

现在我们来谈论产品，是的，终于谈到产品。事实上，专制与自由的矛盾，正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我负责的是一款学习类 APP，最近刚刚优化了学习流程。从学习效率上讲，新流程较老流程无疑是提高了的。

但上线后，用户却不买账，认为我们没有权力这样做，他们只想要回老的学习流程。

我们呢，很委屈，明明为用户规划了科学的学习路径，却得不到他们的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想了有一个月，看完《将心注入》，有一些领悟，直到最近偶然看到以赛亚.柏林的《自由及其背叛》，才真正明白。

事实上用户感到愤怒的，不是我们为他们规划的学习路径，而是我们强制让他们这样做了。我们剥夺了用户的自由，所以他们会感到不快乐。

那么是不是把自由还给用户就行了呢？

也不是，用户选择产品，一定抱有某种目的。选择学习类产品，就是为了提高某一方面的知识。即使我们把自由还给用户，用户也依然会不想学习，因为学习本身就是件反人性的事情。我们还回去的自由，并不是还给了用户，而是还给了生物的本能。

这样的结果是用户并未从产品中收获什么，最终仍会离开。

那么不还？也不行。

如前述所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对别人实行专制，要么，彼此很亲密，要么，有强制的能力和底气。如微信公众号，很多人吐槽后台编辑器不好用，但到如今，依然未曾发生太大的变化。微信有这个底气，它有这个能力对内容创造者实行专制。

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强制推行科学的方法，只能换来用户的呵呵和用脚投票，我们并不具备专制的能力。

这是件尴尬的事。无论我们如何标榜自己尊重用户的权利，产品本身一定是专家型的专制主义者。

正如医生需要专门的技巧，产品当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进行用户调研、收集用户反馈，但那只是为我们最终形成的方案做准备。专家不具备专制力，无疑会导致方案推行的困难。

那么，怎么办呢？

问题的答案，是我在玩健身环时想到的。在大冒险环节，每次开启新的旅程，系统都会询问你是否加强训练难度。另外，游戏过程中，如果某一个动作做了许多次数，系统会奖励你某个特定称号。

这启发了我：

• 使用渐进式的学习方法：如果想让学生每天背 100 个单词，那么先让每天背 50 个单词，等到他连续 xx 天后都能够背诵 50 个单词，再提高难度。
• 使用诱导式的推行策略：学生特定题型的题目做到一定数量，奖励特殊称号；特殊称号可换取时装或学习资源；

渐进式和诱导策略，本质上都是利用人的生理习性去对抗生理习性。用户为什么不选择科学的方式呢？首先是感觉自由被剥夺。但即使同意了新的学习流程，最后坚持下来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自由的最大敌人不仅来自别人，还来自自身，比如懒、畏难、遇到挫折容易退缩。

幸好，人不止有懒，还有其他习性，比如喜欢被夸赞、喜欢挑战自己。充分地利用后者，就有机会打败前者。

利用用户的生理习性，而不是强制。虽然本质上，用户的自由还是丧失了，它沦为了生理习性和生理习性的争夺。但在心理上，用户并不会觉得自己被强制，因为这是用户自身的障碍，当障碍与障碍碰撞时，甚至会带来快乐。

除了上述提到的情景，还有两种情况，是不必和用户死磕，最好反思自己的：

功能模棱两可：

如果有一些功能处于模糊地带，可做可不做。功能上线后，即使数据不好，产品出于自己的固执，掰扯出一大堆道理，来证明自己的决策正确。这时产品最好重温一下认知谬误大全，看看自己都犯了哪些谬误，而不是骂用户是某种叉。

产品迷之自信：

由于迷之自信，产品经常觉得自己的方案和设计完美无缺，因此不肯听进用户的建议。产品虽然是相关行业的专家，但专家也需要学习，需要与用户沟通。产品最忌讳把自己看得太高。保持谦逊，方案之前，靠知识积累；方案之后，靠实验；功能上线，看实验结果。

最后，作为一个有心理洁癖的产品经理，阐述一下自己一直避免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到底有没有侵犯用户的自由？

我现在的理解是：侵犯了。没有不侵犯自由的专制。但人就是在侵犯中塑造出来的，而自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它只是一种自然状态，而不是权利，有时它甚至是一种资源。

#专栏作家#

善宝橘，微信公众号：善宝橘，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专栏作家。一个崇尚终身学习的互联网斜杠青年，擅长学界理论与业界实践结合，专注新媒体、游戏领域的运营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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